改革开放，把我从宁静的小山村，逼进了喧嚣的大城市。因为我是农民，出了两场与城里“大人物”的官司。

　　第一场官司是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晚上，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说：“我是城里的干部，你是乡下的农民。你推荐的股票把我套牢了，赶快拿钱来私了。不然，我要把你告上法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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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当时，四川成立了第一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——四川红照壁投资项目咨询公司，我是这家公司的欧氏投资顾问群总顾问，常在《改革时报》和《华西都市报》发表文章或者在证券营业部作演讲，推荐股票是常事，难免要讲出自己的农民身份。至于对方是否因为我推荐的股票把他套牢了，我并不知道。但是，他为什么要以农民身份来威胁我？难道十多亿中国农民因为贫穷，经济地位低下，就该受到岐视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不服这口气。

　　对方问我：“你选择拿钱私了，还是选择上法庭？如果上法庭，你要吃亏，因为城里的法官是我的熟人，最好还是私了吧？”

　　我坚定地回答：“我选择上法庭。”

　　不久，我就接到法院民事庭送来的传票和起诉状。诉状上的事实，自然是捏造的。对方还请了两个律师，为他辩护；我一个律师也不请。试想，假如我是个坐豪华小汽车的什么官，或者是个戴大盘帽的什么长，对方会这么张狂么？这时候，我想到要认真对付了。

　　在法庭上，我有意穿了一身以前在小山村种庄稼时才穿的农民土布补巴服装；对方则衣冠楚楚，在法官进行法庭调查时出言咄咄逼人：“我是干部；他是农民。”仿佛干部是他的护身符似的。

　　我则理直气壮：“你有官，我有理，我是农民不怕你，今天我就要和你讲道理。”

　　辩论中，我先守后攻，再高高举起法律武器，打得对方无法抵挡——从区法院一直打到市法院，穷追不舍，绝不接受调解。

　　有理走遍天下，判决书下来，最终是我大获全胜。

　　第二场是文坛官司，发生在１９９９年７月２日。俗话说，文坛是良心法庭，读者是审判官。当时，正是王朔在文坛骂街的时候，没想到，我这农民也被人骂了一气，同样遭到我的认真回击。

　　因为我一向在《中国证券报》副刊上发表文章，且几乎发在头条位置，被人误认为我是个大博士。后来，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出了自己是从山沟里进城的农民。不久，就有个北京城里的大教授，居然发表了一篇《不要忘记了自己是谁》的文章，一味地嘲笑我原来是从山野里进城来的农民。本来，我是非常崇拜大知识分子的，只是咽不下被人歧视这口气，才不得不写了回敬他的文章《股市是检验专家的唯一标准》。我历数了明代乡医李时珍写出《本草纲目》；英国工人瓦特发明蒸汽机；美国卖报的孩子富兰克林，是电的大发明家；安眠药的发明者是德国药铺里的一个司药；丹麦流浪汉安徒生发表了《丑小鸭》；美国工人艾略特创造股市波浪理论；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批倒了大教授陈独秀，还打倒了大官僚蒋介石；因为毛泽东的地位太卑下而遭到大官僚们的嘲笑时，毛主席说：“卑贱者最聪明，高贵者最愚蠢。我对”地位优越自高论“和以势压人作出了有力回答，阐明了我和余秋雨一样，认为在中国，对农民的态度和认识可以成为检验一个知识分子真假、高下的试金石；瞧不起农民的知识分子不是真知识分子。

　改革开放，把我从宁静的小山村，逼进了喧嚣的大城市。因为我是农民，出了两场与城里“大人物”的官司。

　　第一场官司是１９９８年５月４日晚上，我忽然接到一个电话，对方说：“我是城里的干部，你是乡下的农民。你推荐的股票把我套牢了，赶快拿钱来私了。不然，我要把你告上法庭。”

　　当时，四川成立了第一家证券投资咨询公司——四川红照壁投资项目咨询公司，我是这家公司的欧氏投资顾问群总顾问，常在《改革时报》和《华西都市报》发表文章或者在证券营业部作演讲，推荐股票是常事，难免要讲出自己的农民身份。至于对方是否因为我推荐的股票把他套牢了，我并不知道。但是，他为什么要以农民身份来威胁我？难道十多亿中国农民因为贫穷，经济地位低下，就该受到岐视吗？无论如何，我不服这口气。

　　对方问我：“你选择拿钱私了，还是选择上法庭？如果上法庭，你要吃亏，因为城里的法官是我的熟人，最好还是私了吧？”

　　我坚定地回答：“我选择上法庭。”

　　不久，我就接到法院民事庭送来的传票和起诉状。诉状上的事实，自然是捏造的。对方还请了两个律师，为他辩护；我一个律师也不请。试想，假如我是个坐豪华小汽车的什么官，或者是个戴大盘帽的什么长，对方会这么张狂么？这时候，我想到要认真对付了。

　　在法庭上，我有意穿了一身以前在小山村种庄稼时才穿的农民土布补巴服装；对方则衣冠楚楚，在法官进行法庭调查时出言咄咄逼人：“我是干部；他是农民。”仿佛干部是他的护身符似的。

　　我则理直气壮：“你有官，我有理，我是农民不怕你，今天我就要和你讲道理。”

　　辩论中，我先守后攻，再高高举起法律武器，打得对方无法抵挡——从区法院一直打到市法院，穷追不舍，绝不接受调解。

　　有理走遍天下，判决书下来，最终是我大获全胜。

　　第二场是文坛官司，发生在１９９９年７月２日。俗话说，文坛是良心法庭，读者是审判官。当时，正是王朔在文坛骂街的时候，没想到，我这农民也被人骂了一气，同样遭到我的认真回击。

　　因为我一向在《中国证券报》副刊上发表文章，且几乎发在头条位置，被人误认为我是个大博士。后来，我在一篇文章中说出了自己是从山沟里进城的农民。不久，就有个北京城里的大教授，居然发表了一篇《不要忘记了自己是谁》的文章，一味地嘲笑我原来是从山野里进城来的农民。本来，我是非常崇拜大知识分子的，只是咽不下被人歧视这口气，才不得不写了回敬他的文章《股市是检验专家的唯一标准》。我历数了明代乡医李时珍写出《本草纲目》；英国工人瓦特发明蒸汽机；美国卖报的孩子富兰克林，是电的大发明家；安眠药的发明者是德国药铺里的一个司药；丹麦流浪汉安徒生发表了《丑小鸭》；美国工人艾略特创造股市波浪理论；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批倒了大教授陈独秀，还打倒了大官僚蒋介石；因为毛泽东的地位太卑下而遭到大官僚们的嘲笑时，毛主席说：“卑贱者最聪明，高贵者最愚蠢。我对”地位优越自高论“和以势压人作出了有力回答，阐明了我和余秋雨一样，认为在中国，对农民的态度和认识可以成为检验一个知识分子真假、高下的试金石；瞧不起农民的知识分子不是真知识分子。